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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37年，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没有离开南下，成为四名“留平教授”之一。没有离开的还有孟森、马裕藻、冯祖荀。当时的北大校长示意他不走，看管北大校产。

    其它三个留守教授都垂垂老矣，及时去世，也未出任伪政府职务，偏偏周作人和日本人走动很近，在1939年刺杀事件之后，先后担任北大图书馆长，华北教育委员会委员，教育总督办，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，华北调查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，报道协会理事，中日文化协会理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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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刺杀事件？

    1939年元旦，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聊天。沈启无为燕大的旧学生。

    这时候，工役徐田进来，递上一封信，说有两个学生来拜见二先生(即周作人)。周作人性情恬淡，对来客都不拒绝。

    本来周作人和沈启无对桌而坐，因为要进来两个学生，沈启无便从桌子的对面，坐到周作人旁边的沙发上。

    两个学生进了客厅，周作人站了起来。一个学生对另一位学生说：“这就是周先生。”

    那个学生距离周作人只有一米远，迅速从衣袋中掏出手枪，抬手就是一枪，击中周作人的左腹部。

    周作人应声跌倒。

    沈启无闻听枪声，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，下意识地说：“我是客人”。学生以为他要反抗，又是一枪，射中胸部。沈启无应声倒地。

    学生得手后，跑走不见了。

    周作人、沈启无，被周家人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救治。周作人实质上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，金属纽扣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，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，结果只是擦伤点皮。伤势较轻，敷了点药就回去了。

    沈启无因子弹穿过肺部留在后背，伤势较重，住院治疗。

    当天下午，日本宪兵就把周作人叫到宪兵队(现如今沙滩北大红楼)的一间地下室，足足询问了两个钟头的话。

    从第二天起，伪警区署就派来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，既是保护，又是监视。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。出门时，侦缉队员也不离其左右。

    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杀周作人案件，但日本人始终没有侦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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